斑竹按：

马联芳先生是《上海教育科研》杂志副主编。去年11月，他专程来吴淞中学采访，和我长谈了半天时间；应他的要求，我还把手头占有的校史资料提供给他。经过一个多月时间，马联芳先生写成了下面这篇文章，刊登在《上海滩》杂志2006年第1期上。

今日满园桃李，

他年遍地英豪。

——苏步青为吴淞中学题词

吴淞中学的校长们

         ·马联芳·

杜甫有诗云：“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淞半江水。”在吴淞这块风景如画的土地上，许多名人志士为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呕心沥血。比如吴淞中学建校八十多年来，已有十二任校长主持过校政。那些精明能干的校长们，在风云变幻的吴淞地区，以自己的一颗爱国的拳拳赤子之心，以执著的办学精神和办学智慧，薪火传承，把吴淞中学办成了一所上海滩上知名的学府。

袁希涛倾囊办淞中

袁希涛，字观澜，又名鹤岑，上海宝山人，清末民初著名教育家。生于1866年（清同治五年），卒于1930年，毕生从事教育事业。光绪二十三年时他32岁，考中举人，到上海广方言馆任汉文教习。他精研新学，意识到教育为治国之本，在出任宝山县学务公所总理期间，努力增设四乡二十多所小学，又创立宝山绘丈学堂、太仓州中学和观澜中学。他和龙门书院的同人一起倡议改办师范学校。他到日本考察回国后，任龙门师范学校校长，并在吴淞筹办复旦公学（今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光绪三十一年，他倾家荡产辅助马相伯筹建复旦公学，累计负债六千余两，全部由他逐年偿还，弄得家境艰难，靠其夫人勉力操持才度过难关。当时在亲友中曾经流传一则趣闻：有一天，一个骗子到袁家对袁希涛妻子说：“今天有人请老爷证婚，叫我回家拿一套好点的衣服给他换上。”其妻听后说：“他哪里还有衣服，不就那么一套，今天已经穿了出去了。”那个骗子听了，吓得一溜烟地逃跑了。后来袁希涛还组织成立江苏学务总会。光绪三十四年，应直隶（现河北省）提学使傅增湘之邀，任直隶学务公所科长，到河北各地视察学校。

    辛亥革命成功后的1912年，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袁希涛任职教育部，曾任普通教育司司长，两次担任教育部次长，三次主持部务。前后七年，他主持制订了国家教育制度、法令和学校课程设置等，尤以草拟《全国义务教育计划》影响深远。任职期间，他多次到江苏、湖北、山西、陕西、河南、河北、上海等省市视察并筹设高等师范学校。当北京大学缺校长时，他大力呈请政府出面邀请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又出使东北说服张作霖出资、拨地，筹建东北大学。他还建议由国家培养美术人才，当蔡元培推荐徐悲鸿后，就送徐悲鸿公费赴法国深造。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我国对德国宣战，袁希涛主持收同济大学为国立，并在吴淞建校。五四运动爆发，教育总长辞职，袁希涛暂代部务，出面保出被北洋政府警方拘留的22名爱国学生。由于他同情爱国学生，以致不得不辞职并去五台山。北洋政府当局对他深为怀疑，他家的前后门均有暗探监视。

    同年11月，袁希涛与教育界人士发起组织欧美教育考察团出国考察。他先在美国考察了二十余州，又到欧洲考察了11国，前后一年时间，回国后整理出数十万字的著述。在上海，他还和黄炎培一起在江苏省教育会工作，处理了暨南大学办商科事，找各方面人士商谈东南大学经费问题，讨论应对南洋英属地取缔华侨设学校事的办法。自考察欧美教育后，袁希涛特别倾心并大力推动义务教育，还到各地讲演欧美教育情况。因此，在1921年7月义务教育期成会在江苏成立时，袁希涛被公众推选为会长，和黄炎培副会长一起拜访了江苏省省长，商谈义务教育筹款办法。他还和黄炎培、沈信卿一起创办了中华职业教育社。1924年，他倡议筹建宝山县立初级中学（今吴淞中学前身），先借淞阳小学（今宝山实验小学）部分为临时校舍，后定校址吴淞镇。造教学大楼、师生宿舍各一幢，委任黄鼎为第一任校长，当年8月招收初一新生三十余名。1924年江浙战争后，袁希涛辞职返乡，继续致力于家乡的教育普及工作。晚年生活困难，靠在灯下编书、写作以自给，并常常步行下乡劝学，一直到患病逝世。1930年袁希涛逝世后，民国元老和教育界著名人士蔡元培、叶楚伧、蒋梦麟、黄炎培等纷纷题词哀悼。

程宽正辞官办学堂

1927年程宽正从上海大夏大学教育系毕业后，初任上海万竹小学校长。经其努力经营，该校发展至25个班级，学生1500多人，为国内规模较大、上海闻人殷商育雏首选的小学。由于他所学原以中学教育业务为主，为了学以致用，请求上级另调。1929年8月，被允准调任上海市立吴淞中学校长。

    程宽正到任时，学校刚从齐卢战争的劫难中恢复过来。他待人以诚，处事以公，积极添置仪器、图书，建造教室。至1931年底，初中办全，规模初具，校园树木成行，花草成畦。职业教育界领袖黄炎培对此很满意，特送自己的子女来校读书。

    正当学校蓬勃发展之际，1932年日寇发动“一·二八”事变，吴淞首当其冲，事出猝然，未及防备。待战争结束，程宽正急赴吴淞中学原址探察，只见校舍被毁，仅剩下一堵危墙独立荒野。当时已近5月，开学已久，不可贻误学业。社会各方伸出援助之手，让师生分别在市区新闸路和安小学、小东门市立敬业中学以及市立新陆师范学校三校继续上课。后来在市政府拨款、社会各界的资助下，于1932年8月，新校舍草草落成。程宽正认真教学之余，集中精力添置设备，建造校舍，规模渐大。因学校教学成绩日佳，声誉日隆，同济大学特请约为预备学校，凡该校毕业的优秀毕业生，可以免试升入大学，在当时被誉为“江南四大中学”之一（另三所为扬州中学、苏州中学、杭州高中）。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沉着冷静的程宽正当机立断，实行疏散。凡学校可以搬迁的物件，尽量迁入租界设法寄存。不久果然“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这次因事前有准备，故仪器、图书损失甚小。由于当时的政府西迁，资金断绝，全靠区区学费苦撑度日。学校遂改名和衷中学，以示风雨同舟，和衷共济。

    汪伪特工头目丁默邨认为程宽正在上海教育界颇有声望，列为拉拢对象，两次派人邀其参加“和平”行列，许以高官厚禄。程宽正以“素无政治兴趣，教务繁忙，不敢旁顾他事”为由，加以拒绝。丁默邨不甘心，再三派人来威逼：“丁先生指名你参加，月薪从优，倘若再不识抬举，恐有意外变故。”程宽正还是不畏威吓，严词拒绝。

    1939年夏，程宽正被几位所谓“老朋友”哄骗去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游玩时，被送进了汪伪特工总部。他一下车，只见大小特务个个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几个面目狰狞的彪形大汉，陪同形容憔悴的特务头目丁默邨前来“接见”程宽正，胁迫他在“和平运动”上签名画押，效忠汪伪。在高压下，程宽正身不由己，只得照办，但他声明：“不负责实际工作，不介绍他人，专致力教育。”一波未平，一波又起。8月28日一早，程宽正再次被人拖上汽车，载到“76号”。一群花枝招展的女人拥上来，热情款待，为他在胸前佩上“代表”红绸带。原来是汪记“国民党六大”召开，程宽正被指名为“代表”，还受到汪精卫夫妇接见，听取“和平运动”报告，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会议结束归家后，程宽正感到无比耻辱和愤怒，担心长此下去将沉沦愈深，何以对得起民族和良心。于是经过精心筹划，乔装打扮，搭乘英国轮船潜逃香港，辗转至重庆，并在报刊发表《从祸水中跃登彼岸》，以明“汉贼不两立”的心迹，揭露汪伪政府的丑恶与卑鄙伎俩。

    自1940年6月至1946年4月，程宽正担任教育部督学。抗战胜利后，被任命为上海市教育局督学处处长。他见到战后的吴淞校址瓦砾成堆、荒草丛生、弹坑累累，又遇老同仁深情恳求他再任校长，于是毅然辞官办学。在复校过程中，他发现未爆的炮弹、手榴弹随处可见，十分危险，商请附近驻军派工兵连前来清理，并请求市政府拨款重建校舍，同时发动师生热情投入“从废墟中奋斗复校”的活动，在课余人人出力，清理废墟。师生的热情感动了整个社会，市教育局同意借支建设资金，附近的工农商人以及毕业生纷纷捐资，集腋成裘，同年8月新校舍落成，高中初中同时开学。复校后的三年，班级年年增加，校舍不断扩大，教学水平不断提高。经他的劝说，万竹小学学生家长高子增捐款建造子增图书楼一幢，学校规模越来越大。1949年5月上海解放，由于解放军进军神速，吴淞中学未受战火影响。

王一知重建新淞中

1902年，王一知出生在湖南零陵县的一户富贵人家，自小同情穷苦百姓。1918年，年仅14岁的王一知就抛弃舒适的生活，冲破封建家庭的樊笼，只身来到桃源县的湖南省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她整天泡在图书馆里，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等革命杂志和进步书籍。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王一知积极动员同学上街游行、演讲、演活报剧，并组织了“救国十人团”，带领大家节衣缩食，捐钱筹款，昼夜不停地编织线织品出售，全部用于支持“五四运动”。1921年，她从女子师范毕业后，来到了著名女革命家向警予创办的溆浦小学任教。在向警予的指导下，她认真教学一丝不苟，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给溆浦小学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也在她的心灵深处种下了献身教育事业的“情结”。

    1922年，王一知经人介绍来到上海平民女子学校半工半读。在这期间，她认识了陈独秀、李达、张太雷等许多我党早期领导人。那年张太雷代表中国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刚从莫斯科回到上海，他多次给王一知讲述在苏联各地的所见所闻。张太雷年轻有为，思维敏捷，学识渊博，信念坚定。王一知对张太雷非常倾慕，且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也就在那一年，经刘少奇、俞秀松的介绍，王一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5年，王一知受党组织的委派到广州工作，随即投入到震惊中外的省港工人大罢工之中。张太雷此时已是团中央书记、党中央委员、湖北省委书记，也风尘仆仆地到广州领导革命斗争。王一知与张太雷在白色恐怖下共同战斗，共同的理想使他们逐渐产生了纯真的爱情。不久，他们便结为志同道合的伉俪。这一年，王一知23岁，张太雷26岁。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上，张太雷被选为党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并被任命为广东省委书记。会后，回到广州与叶剑英、叶挺一起领导广州起义。王一知与张太雷一起，满腔热情地投入到这一场殊死的斗争中去。但是，因为反革命力量过于强大，广州起义失败，张太雷在一次战斗中壮烈牺牲。王一知失去心爱的丈夫和革命的伴侣，内心十分痛苦，但她没有被吓倒，她要完成丈夫的遗愿。

    抗日战争爆发后，王一知主动向组织请战，要求到上海的沦陷区去开展地下对敌斗争。她的主要任务是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收集日本侵略军的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情报，综合分析后通过地下电台发向延安。王一知积极参与了上海地下电台的创建和领导工作。有一次，她因工作需要必须面见李白。但是，李白的地下电台已经被日寇侦破，敌人在李白家的周围设下明岗暗哨，布满了特务密探，企图将我党地下组织一网打尽。因事发突然，党组织还来不及通知王一知。王一知刚一进弄堂口，只见李白家的保姆正在后门口用眼神向她示意。她从保姆急切的眼神中敏锐地感觉到出事了。当时，王一知十分机警、果断。她想，如果自己退出弄堂口，必然会引起密探的怀疑，干脆装成一般过路人，若无其事地向前走去，反而不会被敌人怀疑。果然，王

一知镇静地逃出了虎口。

    1948年冬，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王一知奉命经香港转赴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亲切接见了她，建议她解放后去搞妇女工作。她诚恳地婉言谢绝，并毫不犹豫地表示想从事教育工作，当一名普通教育工作者。1949年10月，王一知在上海市教育局杭苇局长的陪同下，来到吴淞中学担任校长。该校师生员工听说是从解放区来的校长，都欣喜若狂地奔走相告，敲着锣鼓，扭起秧歌，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山那边呀好风光》等革命歌曲，夹道欢迎这位身穿列宁装的女校长。

    由于吴淞中学位于长江出海口，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经过几场战争的破坏，教学楼已经满目疮痍。王一知满怀信心地带领大家整修校园，使吴淞中学的设施迅速恢复。眼看王一知一天天消瘦下去，师生们坚决不让她干重活。她却独自来到校园的东北角，平整了一块杂草丛生的瓦砾堆，种上蔬菜。当师生们吃到王校长种的蔬菜时，都交口称赞：“王校长将延安精神带到了吴淞中学。”当时上海刚刚解放，敌机经常飞来轰炸吴淞，国民党潜伏特务四处破坏，散发反动传单，破坏学校教学设施，特别是“二六”轰炸使得全校师生不能安心上课。为了安全起见，王一知组织师生们在操场里上课，以便敌机前来轰炸时能及时疏散。在对敌斗争的同时，王一知还热情地向师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在学校建立党团组织，成立教师工会和学生会。对留用人员，王一知宽容、耐心地教育帮助他们，使得原先打算离开吴淞中学的教师都安下心来。后因工作需要，王一知被调到北京市101中学任校长。

“淞中人”走进新时代

吴淞中学现任校长徐惠民戴着一副金丝边眼睛，儒雅而爽朗。王根宝副校长告诉笔者：“徐校长曾是一员战将，是沈阳军区一等功获得者。”徐校长却十分谦虚地说：“已经过去的事了，没有什么好讲的。”

笔者见校长队伍中竟然还潜藏着难得的传奇英雄，于是盘根究底，穷追不舍。王根宝副校长告诉笔者：那是在1969年秋，16岁的徐惠民作为上海市控江中学69届毕业生，上山下乡来到黑龙江边的呼玛县的冰天雪地里。当时中苏边境冲突频繁，黑龙江呼玛段江中的吴八老岛也是冲突的热点之一。徐惠民他们这批上海知识青年都扛起钢枪成为基干民兵，而且跟随解放军部队一起向抢占吴八老岛的苏联军队发起反击。随着激烈的枪炮声，我军勇猛冲击穿插，收复了吴八老岛。在总结战斗时，部队领导发觉上海参战知青很勇敢，却无一伤亡。于是动员这批上海知青全部参加边防部队。通过一个半月的军事训练，新兵们学习识图、利用地形地貌、练习射击投弹，熟悉双方武器以及飞机型号，掌握射击死角与布雷技术等。徐惠民由于表现出色而被任命为侦察排长。当时，吴八老岛处于双方反复争夺之中。1970年3月18日，部队首长命令徐惠民率领上海知青兵去收复吴八老岛。徐惠民想到上一场战斗的伤亡主要是被苏军埋设的地雷所杀伤，现在岛上苏军肯定又埋设了大量的地雷。于是，他向当地老乡借用了数百头牛羊马，趁着夜色攻上岛去。果然不出所料，牛羊马踩炸了不少地雷，爆炸声此起彼伏，硝烟滚滚。战士们随着狂奔的牛羊马群，高举红旗，手持钢枪，向前冲去。后面还开了两辆车上岛，中央新闻纪录片厂也扛着摄影机到现场拍摄。吴八老岛收复后，徐惠民带领战士挖掘战壕，进行固守。晚上，他还用白被单裹住全身，带着60斤重的地雷，匍匐到岛的临江处埋设地雷，防止苏军再来进犯。战事平息后，徐惠民被推荐到华东师大上大学，毕业后就走上教育岗位，还当了校长。

徐惠民校长说：吴淞中学人杰地灵，经常有能干的校长主持学校工作；吴淞中学能取得如今的成绩，离不开历任校长承前启后所作的努力。解放后，王一知、朱凤豪、夏咸鼎、高志冲、陆雷、郑龙喜等校长都曾在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 

如：朱凤豪从1950年至1969年长期主持校政。他尤其精于中学数学教学，且教有特色，潜心主编了《新三角学讲义》、《初等代数讲义》、《三角学》、《平面解析几何》等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中学数学教学优秀选修教材，在上海数学界有很高的威望与知名度，从1951年起一直担任中国数学会、上海市数学会的理事和副理事长等职务。他治学严谨，办学有方，成绩卓著，曾被评为上海市特级校长，并于1960年以特邀代表身份出席全国文教群英会，受到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接见。他把吴淞中学办学水平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1985年至1996年间，陆雷挑起了“文革”后振兴吴淞中学的重任。他提出“挂区重点中学牌子，创市重点中学水平”的办学目标，凝聚起教职员工的积极性，使学校面貌一年一个样，德育有模式，智育成章法，体美劳各育成格局，办学水平堪与市级名牌重点争胜媲美。陆雷非常注重提高学生的各方面素质，把国家当时并没有列入高中必修课程的音乐课、美术课、艺术体操课都列入该校必修课表。在他的努力下，校合唱团在全国合唱比赛中获高中组冠军，校舞蹈队应邀赴法国、巴西访问演出，六名参加劳技竞赛的学生捧回六个市“金锤奖”大奖，400多名学生获得国际、全国、省市学科竞赛奖，在一次市物理竞赛中还获得团体总分市重点组第二名。由于陆雷卓越的办学实迹，被评为上海市优秀校长、上海市劳动模范、宝山区建设功臣。

    徐惠民顿了一下，接着如数家珍般说起了今日吴淞中学。世纪之交，吴淞中学完成了校舍的整体改造，现在的校园内小桥流水、亭台水榭、翠竹紫藤、鸟语花香，充满诗情画意。校园环境更趋人性化、园林化、网络化和现代化，现代化的教育设施一应俱全。学校继承“坚苦卓绝，追求卓越”的优秀传统，确立了“健全人格，主动发展”的办学理念，学生的素质不断提高。学校每年举办体育节和科技艺术节，现有20多个学生社团，研究型课程已经获得数十项国际级、全国级和省市级的成果奖，并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青少年科学研究者大会”上获得生命、环境科学组一等奖和大会参赛项目特别奖，国内几十家媒体竞相作了报道。2004年5月，吴淞中学3名同学提交的团体科研项目成果在美国波特兰市第55届英特尔国际科学与工程大奖赛决赛中，又一举夺得7项大奖，成为本次赛事获奖最多的团体项目，同时也创下了我国国家队参加ISEF以来团体项目的最好成绩。学校还派出数十名教师到法国、英国、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和瑞典等国考察进修，并与澳大利亚等国的学校签订了友好学校的协议。吴淞中学正在不断发展，徐惠民显得信心十足，他表示在“淞中人”的共同努力下，学校一定能走向辉煌灿烂的明天。

    数十年来，吴淞中学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爱国志士和著名学者。如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人、我国驻苏联大使刘晓曾就学于吴淞中学，抗日烈士姜士雄也曾于1930年考入吴淞中学学习。该校1937年毕业生薛传道，1947年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但他积极声援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支持妻子寻找中共地下组织，最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于渣滓洞集中营。

    该校毕业生许在廉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工业部部长。毕业生中还出了杨裕生、张利兴、朱凤蓉等三位少将，而且都是从事核试验的，其中张利兴和朱凤蓉是一对志同道合的伉俪，杨裕生、王思敬、王威琪三位校友还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知名校友还有上海航天研究院副院长徐博明、中国航空精密机械研究所所长浦林发、中科院应用研究与发展局材料能源处处长王宁寰、铁道部科技司司长周翊民、宝山钢铁总厂厂长助理虞孟起、北京玻璃研究所所长闻鸥、上海喷雾剂研究所所长蒋国民、南极长城站站长王永奎、哈佛大学博士后基因遗传学专家秦幼芬等一大批科技专家和博导教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时政部主任陶宝发、中国驻爱尔兰大使沙海林、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兼人事局局长黄跃文、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冯淳超、中国电影电视广播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刘宝俊、上海市世博局副局长黄跃诚、宝山区原副区长童建林和戴庆武、宝山区人大副主任刘效琨和李燕珍等一大批专家和领导干部也都是吴淞中学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