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访大师
朵渔
哲人伊拉斯谟的声望在他４０—５０岁这个阶段达到了顶峰，成为欧洲一百多年来最伟大的人物，而他的同时代人，无论是丢勒、拉斐尔，还是列奥纳多、米开朗基罗，没有一个人能享有他在精神领域受到的那种崇敬。瑞士小城巴塞尔因为有他在那儿居住而变成了学者城，知识界的聚汇点。权势之辈，文人学士，如果旅行中有幸来到巴塞尔附近，一定要寻找机会去拜访一下这位巴塞尔城的圣人。一些贵族和学者为了得到他的亲笔签名，千里迢迢奔波好几天。而那些有幸收到伊拉斯谟亲笔信的人，则会小心翼翼的将信用锦缎包好，作为珍贵的纪念品，放在最显眼的地方，供朋友们观赏。在那个时代，这位大师的推荐简直是万能的敲门砖。有一位红衣主教，是教皇的侄子，他曾邀请伊拉斯谟去他的教区，但伊拉斯谟拒绝了，因为他不想拘于一地，这位世界主义者坚持四海为家。主教不但没有生气，反而亲自到伊拉斯谟的住地，在一间发霉的小屋子里拜访了他。
那是一个尊崇大师的时代，无形的精神力量的尊严可以使世俗的权势和财富的力量在它面前低头弯腰。知识的权威史无前例地被置于世代相传的权力之上，掌握权力的人自愿地听命于思想领域的权威。王公贵族和主教大人开始收集图书、绘画和手稿，而不是收集武器了，那个时代开始承认艺术作品必然比战功和政绩更加经久不衰。查理五世竟然俯首弯腰去捡提香的儿子掉落在地上的画笔，令宫廷上下大为震惊；米开朗基罗毫不客气地请主教离开西斯廷礼拜堂，主教为了不打搅这位艺术大师，便乖乖地走了。每个时代都会有自己精神上的旗手，能够像１６世纪的伊拉斯谟那样受人尊崇、登门拜访也被看做是一种引人注目的行动的大师，在１８世纪有伏尔泰，１９世纪则是歌德。《歌德谈话录》的作者艾克曼记下了自己初见歌德时的激动心情：“不多一会儿歌德就出来了，穿着蓝上衣，还穿着正式的鞋。多么崇高的形象啊！我感到突然一惊。”“我把这一天看做我生平最幸福的一天”，这个来自德国乡下的小人物彻底被大师的光环遮住了，他几乎放弃了自己的创作（他第一次去见歌德本是想让大师帮他推荐出版的），开始了长达十年之久的纪录大师言行的工作。
歌德是个乐于接受人们的拜访和敬意的人，他一生都处在荣誉和致敬的人群的漩涡中，这些人物里有魏玛的大公，也有像艾克曼这样的乡下小人物。而与他同时代的另一位大师，席勒，却不太喜欢抛头露面，尤其痛恨那种空洞的尊敬和陈腐的崇拜。有一次一位反古典主义的年轻剧作家考茨布去拜访席勒，令席勒几欲晕倒。席勒尤其讨厌陌生人拜访，有人一早来访，他会不知所措地推迟至午后，到了约定时间，他照样怕自己会感到糟心甚至生病，在这种场合，他总是显得很焦躁甚至粗鲁。“我亲眼见过一位素昧平生的外科大夫没有经过传达就闯进门来拜访他，他那副暴躁的神色使那个可怜的家伙惊慌失措，抱头鼠窜。”歌德说。
那依然是一个对大师充满敬意的时代，有人愿意接受拜访，有人不愿意，这仅仅是性格上的不同。“甚至表现在生理方面”，歌德总结说，“对席勒有益的空气对我却像有毒。”有一次歌德登门去拜访席勒，恰逢席勒外出，歌德就坐在席勒的书桌旁等，边等边写些小东西。坐了不久，歌德便感到身体不适，愈来愈厉害，几乎发晕。原来身旁一个抽屉里发出一种难闻的怪味，打开一看，里面全是些烂苹果，赶紧走到窗前，呼吸了一点新鲜空气，才恢复过来。席勒夫人介绍说，那只抽屉里经常装着烂苹果，因为席勒觉得烂苹果的气味对他有益，离开它，简直不能生活。
并不是所有人都对“大师”感兴趣。成名后的毕加索虽然热衷于接待各种来访者，但讨厌人们称他为大师，“我讨厌人们管我叫什么‘大师’，我一听到这个称呼，就恨不得要说：‘什么狗屁大师’！”
“狗屁大师”的确没有大师的“夫子循循然善诱人”的风度。当拉波特还是巴黎费内隆中学的一名学生时，就成为毕加索画室的常客。有一次这个小姑娘问毕加索：“我一旦长到２０岁的时候，该做什么？”大师说：“到时候要是遇到一位好小伙子，就爱他！”当年的这位崇拜者，在２０岁的时候没有爱上一个小伙子，却疯狂地爱上了大师本人。那年他７０岁，身体健壮如牛，对年轻女性充满激情。
大师成为“毕加索同志”之后，对革命工作满怀热情，不但热衷于在各种宣言上签名，而且利用自己所长，为革命做了很多具体的工作，比如画只鸽子什么的。有一次革命同志阿拉贡来访，要毕加索绘一幅斯大林画像，毕加索答应了下来。阿拉贡来取画时，不禁目瞪口呆——这位现代主义大师将领袖的画像做了不切实际的美化。当然画像没有能在法共中央得到好评，毕加索大为生气：“真是愚不可及！我在斯大林画像的前额上添了一绺头发，为的是让形象具有无产者的气息，而那些人却不愿意斯大林元帅是一名无产者！”
诗人徐志摩是一位乐于拜见大师的人，有一年他乘船西去，还拟就了一份大师名单，罗曼罗兰，丹农雪乌，泰戈尔，准备逐个拜访。没想到名单上的人均不见，于是他手持居住在伦敦的狄更斯的手札，去拜见老哈代。他是怀着一种什么样的目的去拜见大师的呢？“山，我们爱爬高的，人，我们为什么不愿意接近大的？”接近大师，对他是一种心灵的需要。
哈代住在伦敦的乡下，海边，一座带花园的房子。“我的印象是他是一个矮极了的小老头”，徐志摩在《谒见哈代的一个下午》一文中说，“他坐着也是奇矮，也不知怎的，我自己只显得高，私下不由得踞。”他们谈诗，谈韵，还谈到了中国文字，“但是你们的文字是怎么一回事？难极了不是？为什么你们不丢了它，该用英文或法文，不方便吗？”大师的一番话，让徐志摩大感意外。哈代端茶送客，徐志摩问大师：“我远道而来，你可否送我一件小纪念品？”这是来访者的惯常要求，但哈代看到徐志摩手里的照相机，赶紧说：“我不爱照相，我也不给我的笔迹。”走到花园里，哈代在自家花园里采了两朵花送给了徐志摩：“你暂时插在衣襟上吧，你现在赶六点钟车刚好，恕我不陪你了，再会。”然后转身遛狗去了。徐志摩回忆道：“他送客的脚步更快了，微偻着背，腿微向外弯，一摆一摆地走着，仿佛怕来客强抢他什么东西似的。”
大师死后两年，徐志摩就去世了，不同的是，大师以８８岁享尽了人间尊荣，徐诗人３５岁死于非难。命运之殊如是。
自由主义大师伊塞亚·伯林早年也热衷于拜见各种有头脸的人物，是因为，大师身上的名望、个性以及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生，总是让伯林着迷。而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这样的大师在牛津是不乏其人的。１９３４年，在一个朋友家的茶座上，伯林遇到了诗人叶芝，但这次给伯林的印象并不好，叶芝穿着一身绿色的衣服，说话的时候有一种在伯林看来是矫揉造作的大诗人派头。后来遇到了另一位文学名流，弗吉尼亚·伍尔夫，有着那种他日后觉得十分迷人的骨骼纤细的美，她说话的方式也让伯林神魂颠倒。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在一个亲戚的介绍下，伯林到梅斯菲尔德花园拜访从纳粹统治下逃出的著名流亡者，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一落座，老弗就指着壁炉架上的一座小雕像问他：“你猜得出它是从哪儿来的吗？”伯林老老实实地说不知道。弗说：“来自麦加拉。看得出你倒不装腔作势。”然后弗洛伊德解释，他能到伦敦，多亏了玛丽·波拿巴公主替他求情，还问伯林与希腊皇室熟不熟。伯林又老老实实地说不熟。弗说：“看得出你不是个势利小人。”其时老弗生命已近晚景，处在颚癌的中后期，却没有表现出一点疼痛、不舒服或者抱怨。起身告辞之后，伯林的感觉是，自己刚才的一个小时不是和一个天才，而是和一位聪明、刻薄、充满智慧的犹太老博士共同度过的。
有些大师是注定要聚集的，他们的相遇往往像星球相撞，改变着历史的轨迹。刚刚写出《普鲁弗洛克的情歌》的艾略特刚到伦敦时，被朋友介绍去见对他一生都会产生重大影响的老乡庞德。艾略特几乎是拖了两个月才决定去找庞德，这说明他是不得已才硬着头皮去见一位比他成功的同龄人。要知道，庞德虽然只比艾略特大三岁，却已出了五本诗集，并依仗他那非凡的才能和卖弄的本领在伦敦的文化活动中占据了中心位置，已经开始领导意象派运动。两人一见面，庞德就热情地把艾略特推荐给芝加哥的《诗刊》，“我从未见过这么好的东西，来谈谈吧！”但艾略特并不买庞德主席的账，尤其看不上庞德那种因强烈的自信而造成的那种夸夸其谈的做派。就这样，两人一头冷若冰霜，一头激情似火，一人外向古怪，一人含蓄冷静，共同制造了诗歌历史上“死亡”、“火”和“铁”的狂潮。有一次庞德介绍艾略特去见乔伊斯，并托艾略特为乔伊斯带去一个包裹，当艾略特当着乔伊斯的面打开包裹，结果弄得两人很尴尬，原来里面只有庞德赠给这位在贫困中挣扎的小说家的一双破靴子！
大师们并不总是处在人生和事业的顶端，也并不总是被鲜花和掌声包围，有时候，包围他们的可能是谩骂、屈辱和黑暗，特别是在极权制度下。１９４５年９月，当伯林去拜访住在佩列杰尔基诺艺术家村的帕斯捷尔纳克时，正处在诗人事业与人生的低潮期。他刚被斯大林派往巴黎参加国际反法西斯作家代表大会，在会上，他抛弃了发言稿，说了一句“作家们永远不要组织起来”，然后他就不再说话。在回国的火车上，他泪流满面。在最黑暗的岁月，他开始将自己的诗歌与祖国紧紧相连，为人民和士兵朗诵。当他在自己的某一首诗上打磕巴的时候，大厅里就会有许多人纷纷说出他忘掉的诗句。来自人民的声音让他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价值，这也使他写下了陈腐的爱国诗篇《在早班列车上》。该诗的出版曾让他十分尴尬，当来访者伯林告诉他自己并没有读到那首诗时，他才松了一口气。当时，在《真理报》上一篇名为《将他们从地球上清扫出去》的文章中，作家联盟谴责加米涅夫和季诺维耶夫是恐怖
主义者，要求将他们枪决。帕斯捷尔纳克是１６个在上面签名的名作家之一。当时还流传着另一个故事，那就是诗人和领袖的一次对话。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讲述过，这里讲述的是另一个版本：１９３４年，诗人曼德尔施塔姆涉嫌在莫斯科的一次小型集会上背诵了一首攻击“克里姆林宫领袖”的野蛮诗歌。有一天，帕斯捷尔纳克突然接到领袖的电话，他一开始还以为是什么人搞的恶作剧，就把电话挂了。电话马上又打来了，他才意识到自己是直接在和领袖讲话，马上用他所能发出的最欣喜若狂的声音说，他一直就知道这一刻总有一天会到来，希望能马上见到领袖，与他谈论声与死的终极问题以及俄国的未来。领袖没理睬他说的这一大堆废话，而是粗暴地问他曼德尔施塔姆读诗时他在不在场。帕斯捷尔纳克含糊其辞，领袖步步紧逼。
“曼德尔施塔姆是不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一位大师？”
“这不是关键，诗人理应得到相应的对待……”
“如果我是曼德尔施塔姆的朋友，我会更清楚应该如何为他辩护。”斯大林打断了帕斯捷尔纳克，说出了这句著名的话。随后，曼德尔施塔姆被流放，于１９３８年１２月死在马加丹的劳改营中。
伯林来访时，诗人已５５岁，有着一张深色的、忧郁而富于表情的脸。他们一家围坐在后花园的一张粗糙的木桌旁等待伯林。伯林带来了帕斯捷尔纳克在英国的妹妹为他买的靴子。见到靴子，诗人有些窘迫。在伯林眼里，帕斯捷尔纳克是俄罗斯白银时代的化身，体现了沙皇统治行将结束的岁月里艺术的繁荣。但１９４５年的诗人已不同以往。他向伯林询问西方作家的情况：乔伊斯、海明威、赫伯特·里德等。当得知一部西方人编的《俄罗斯诗歌》选了他一首诗，他显得很兴奋，这表明他自己并没有被活埋。就在那个下午，帕斯捷尔纳克向来访者透露了自己的写作计划——写一部挑战权威、展露天才的作品，那就是《日瓦戈医生》。这部作品成就了诗人，也彻底毁灭了他。
随后，伯林又去位于枫丹卡运河边的喷泉楼拜访白银时代的另一位诗人，阿赫玛托娃。拜访是秘密的，当阿赫玛托娃与伯林约定会面时间时，显得决断而天真：“我今天晚上九点等着你。”伯林不由感叹：只有一个女王才能对自己所冒的危险如此不以为意！
古朴的喷泉楼庄园，属于大师的只有一间房：地板上没有地毯，窗户上没有窗帘，只有一桌一橱，几把椅子、沙发，以及莫迪利阿尼为大师做的肖像画。这个曾经是著名的美人、阿克梅派诗人当中和先锋派聚集的“迷路狗”咖啡馆里最闪亮的星，现在穿着破旧的衣服，身形臃肿，黑眼圈，却有着高傲的姿态和冷冷的尊严的表情，一种君王般的悲剧气质。
大师为来访者朗诵诗歌，讲述自己的恋情：与古米廖夫、希列伊科、蒲宁的恋情。在那个空荡荡的房间里，伴着盘子里的冷土豆、莫迪利阿尼的画和缓缓下沉的雪茄烟雾，他们的生命相融在一起。大师比伯林大２０岁，但他们的确激发出了“一夜情”，天色微明时，两人都能听见冻雨落在枫丹卡运河里的声音。
伯林的来访给大师带来了新一轮的厄运。伯林走后，秘密警察就趁阿赫玛托娃不在家的时候，在她的天花板上手忙脚乱地装上了麦克风，他们甚至连掉在地板上的一小堆一小堆灰泥屑也懒得清理一下，就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