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契诃夫
（俄）高尔基
有一天他请我到库楚克一柯依那个小村子去看他，他在那儿有一小块地和一所两层的白色小楼房。他带我去参观他的“领地”的时候，他热心地对我说：
“倘使我有很多的钱，我要在这儿给那些生病的乡村小学教员设立一所疗养院。您知道，我要造一所敞亮的房屋，要十分敞亮，有大的窗子和高高的天花板。我要办一个出色的图书馆，还要购买各种乐器，弄一个养蜂场，一个菜园，一个果园。还可以在那儿举行关于农学、气象学等等的讲演；一个乡村小学教员应该什么都知道，老朋友，什么都知道!”
他忽然住了口，咳起嗽来，从侧面看了我一眼，露出了他的温和的、动人的微笑，这笑容有一种叫人无法抗拒的魅力，并且使人对他所说的话加以特别的注意。
“我的幻想会使您觉得讨厌吧?可是我爱讲这种话。要是您知道俄罗斯乡下多么需要聪明而有学问的小学教员就好!在我们俄罗斯，应该让小学教员享受到特殊的待遇，而且要是我们明白俄罗斯如果没有普遍的平民教育，它就会像一所用没有烧好的砖造成的房屋那样倒塌，那么更应该尽可能地赶快提高小学教员的待遇!小学教员应当是一个热爱自己职业的演员、艺术家，可是在我们这儿，他却是一个粗工，一个没有学问的人，他怀着仿佛充军似的一种心情去教育乡村的小孩子。他挨饿，受人轻视，担心会丢掉职业。然而刚刚相反，他应当是村子里的第一等人物，能够回答农民的一切问题，农民承认他是一种值得注意、值得尊敬的力量，没有人敢教训他……侮辱他，像我们这儿有些人所做的那样：地方警察，有钱的店老板，教士，县警察局长，学校校董，乡长，以及那种虽然挂着视学的头衔却不去管学校组织是否改善，只是专门注意当局的通令是否认真奉行的官吏，他们都是那样做的。一个被请来教育人民——您明白吗?——教育人民的人只拿了一点儿少得可怜的钱，这太荒谬了!我们不能让这种人穿着破衣服在街上走路，在屋顶破烂而且潮湿的学校里冷得打颤，给炉子熏得中炭气毒，感冒，过了三十岁就得了喉头炎，风湿病和肺结核。……这是我们的耻辱!我们的小学教员一年里面有八九个月过着像隐士一样的生活，找不到一个可以谈话的人，没有书，也没有娱乐，他就在孤寂中一天一天地变蠢了。要是他把同事们请到家里去玩，别人又会把他当作‘可疑人物’——这个荒谬的字眼是狡猾的人用来吓唬傻瓜的!……这一切都叫人讨厌……他们好像居心要玩弄那个担任着非常重要的伟大工作的人似的。您知道，我碰到一个小学教员的时候，在他的面前，看见他那胆怯的样子和他那一身破旧的衣服，我就感到惭愧不安。我觉得对小学教员的贫苦我多少也有一点责任……的确是这样!”
他闭上了嘴，思索了一会儿，然后挥了挥手，慢慢地讲下去：
“我们俄罗斯是个多荒谬，多笨的国家啊!”
深的悲哀的阴影罩上了他那双好看的眼睛，很多细的皱纹围绕着他的眼睛，使他的眼光显得更深远了。他向四周看了看，便自己开玩笑地说：
“您瞧，我拿了整篇自由主义报纸上的进步文章来款待您了。来吧，我要请您喝茶去，为了酬劳您的耐心……”
他常常是这样的：他热烈地、认真地、诚恳地说着，可是忽然间他又笑起来了，他笑他自己和他自己讲的那些话。在他这种温和而悒郁的笑容里面，我们看出了一个知道语言的价值和梦想的价值的人的敏感的怀疑。在他这笑容里面还含有可爱的谦虚和细心的殷勤……
我们默默地缓步走回家去。这是一个晴朗而炎热的日子；波浪正在跟太阳的灿烂金光游戏，发出了声音；山脚下一只高兴的狗叫得非常愉快。契诃夫抓住我的胳膊，一面咳嗽，一面慢吞吞地说：
“说起来很可羞，很悲惨，然而却是真的：有好些人在羡慕着狗呢……”
他接着又带笑地添上两句：
“我今天就只说些颓丧的话。……这说明我老了！”
我常常听见他说：
“您知道，有一个小学教员到这儿来了……他结了婚，又生病。您能不能给他帮点忙?目前我已经把他安顿好了……”
或者：
“听我说，高尔基，这儿有一个小学教员想认识您。他不能够出门：他病了。也许您能够去看他吧，好吗?”
又或者：
“有些小学女教员要求送点书给她们……”
我偶尔在他那儿遇到他的“小学教员”，照例，那位小学教员坐在椅子的边上，因为自己的举止笨拙红着脸，有时候为了找话来说急得额上直淌汗，而且他一心一意想把话说得流畅，“文雅”；或者，他带着一般病态地怕羞的人故意装出来的那种放肆，竭力不要在作家面前显得愚蠢，他向安东·巴夫洛维奇发出一大堆的问题，那些问题以前恐怕就没有
到他的脑子里去过。
安东·巴夫洛维奇注意地听着这些临时杂凑的话，他那对忧郁的眼睛里不时地闪出了微笑，两边太阳角的小皱纹微微地颤动，他用他那深沉、温和、不太清晰的声音，并且用了一些简单、明了而又是日常生活中习用的话说明他的见解——这些话马上使那个跟他谈话的人变得简单朴实了，那个人不再勉强装出聪明的样子，却反而显得聪明、有趣多了……
在那些小学教员中间我记得一个瘦长的人，他有一张黄色的饿瘦了的脸，一根长的钩鼻子悒郁地垂在下巴上面；他坐在安东·巴夫洛维奇的对面，那双黑眼睛呆呆地望着安东·巴夫洛维奇，他用了忧郁的低声说：
“在一段儿童教育期中的得来的这种日常生活的印象积起了一个心灵的聚块，它完全毁灭了客观地认识周围世界的一切可能性。显然，世界不过是我们自己对于它的概念……”
他一下就跳进哲学的领域里面去了，他走的是一个醉汉在冰块上走的那种步子。
“请告诉我，”契诃夫温和地小声打断了他的话，“在您那个县里谁打小孩?”
小学教员从椅子上跳起来，愤怒地挥动他的胳膊：
“您说什么!我吗?绝不!打人?”
他受了委屈似地从鼻子里发出响声。
“您不要生气，”安东·巴夫洛维奇带笑地安慰他说，“难道我是在讲您吗?可是我记得在报上读到过在您那个县里有人打过小孩……”
小学教员又坐了下来，揩了他脸上的汗，放心地叹了一口气，用一种深沉的低声说：
“这是真的，有过这么一回事。这是玛卡罗夫干的。您知道，这不是什么惊人的事!这是野蛮的举动，然而也是可以解释的。他结了婚，有四个孩子，妻子生病，他自己也有病，肺病，薪水只有二十个卢布……学校像一个地窖，教师只有一间屋子。在这种情形下面，谁也会打一个没有做错事的天使；况且，请您相信我，那些学生跟天使差得实在太远!”
这个人起先正要拿一大堆聪明话无情地压到契诃夫的头上去，可是现在他突然凶恶地摇着他的钩鼻子，用石头一般沉重的简单明了的句子讲起话来，而且很清楚地说明了俄罗斯乡村生活的可怕而可诅咒的真相……
小学教员告辞的时候，他把契诃夫一只指头细细的瘦小的手捏在自己的两只手里用力地摇着说：
“我到您这儿来的时候，就像到上司那儿一样，又胆小，又打颤。我装出自尊自大的样子，我想让您看到我不是一个笨蛋……现在我离开您回去的时候，我好像离开一个什么都懂得的又好又亲切的朋友。什么都懂得，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谢谢您!我走了。我带回去一个又好的又愉快的思想：伟大的人比那些跟我们一块儿生活的无能的人更单纯，更能了解人，他们的心灵同我们更接近。别了!我永远忘不了您。”
他的鼻子颤动着，善意的微笑使他的嘴唇皱起来，接着他加上了这句意外的话：
“老实说，下流人也是不幸的，让魔鬼抓他们去吧!”
他走的时候，安东·巴夫洛维奇用眼光送他出去，一面带笑地说：
“这是个好孩子。他不会教多久的……”
“为什么呢?”
“他们要陷害他……赶走他……”
他想了一会儿又用温和的低声说：
“在俄罗斯，一个忠厚老实的人倒有点像看妈用来吓唬小孩的扫烟囱的人。”
我有一个印象：每个人在安东·巴夫洛维奇的面前都会不由自主地起一种愿意变得更单纯、更真实、更是自己的欲望，我不止一次地在那儿看到人们怎样地抛掉那些书本上的词句和时髦的用语做成的五颜六色的衣服，以及所有其他的廉价的货色，这些东西原是俄罗斯人想装扮欧洲人时用来装饰自己的，就跟野蛮人用贝壳和鱼齿来装饰他们自己一样。安东·巴夫洛维奇不喜欢鱼齿，他不喜欢公鸡毛；凡是人用来装饰自己让自己显得“更重要”的一切花花绿绿的、大吹大擂的、外来的多余东西都使他感到不舒服。我并且注意到他每一次看见人这样漂亮地打扮起来的时候，他就很想把那个人从这种重而无用的漂亮衣服中解放出来，这种衣服反而损害了那个跟他谈话的人的本来面目同活的灵魂。契诃夫一生都是依靠着他的灵魂生活的；他永远是他自己，他在内心上是自由的，他从来没有想过一部分的人所期待于安东·契诃夫的和另一部分的人(比较粗野的人)所要求于安东·契诃夫的究竟是什么。他不喜欢那些关于“高雅的”题目的讨论——这一类的谈话却是我们一般善良的俄罗斯人非常爱好的，他们忘记了：目前连一条像样的裤子也没有，却只顾争论将来穿天鹅绒衣服的问题，是不适当的，甚至是可笑的举动。
他单纯到了美的境地，他喜欢一切单纯、真实、诚恳的人和事物，他有他自己的使别人变得单纯的方法。
有一天三个打扮得很华丽的太太来看他。她们把整个屋子都装满了她们绸裙子的沙沙声和浓郁的香水气味以后，便很有礼貌地在主人的对面坐了下来，装出对政治很关心的样子开始“提出问题”。
“安东·巴夫洛维奇!您以为战争将来怎样结束呢?”
安东·巴夫洛维奇咳了两声，想了二会儿，随后温和地用了认真的、亲切的声调答道：
“大概是和平……”
“当然啊!可是哪一方面胜利呢?希腊人还是土耳其人?”
“我以为是强的一方面胜利……”
“那么照您看来，哪一方面是强的呢?”三位太太齐声问道。
“就是营养好教育高的一方面……”
“啊!多聪明!”一位女客大声赞美道。
“您比较喜欢哪一方面啊，希腊人还是土耳其人?”另一位太太问道。
安东·巴夫洛维奇和蔼地看了她一眼，然后带着一种亲切的、温和的微笑回答她道：
“我喜欢蜜饯……您呢……您喜欢它吗?”
“很喜欢!”太太兴致勃勃地嚷道。
“它多么香啊!”另一位太太认真地说。
于是这三位太太活泼地谈起来，并且显出她们对于这个蜜饯的问题有着非常广博的学问和精细的知识。她们显然很高兴：现在用不着再费脑筋装出对于她们从未想过的希腊人和土耳其人的事情真正关心了。
她们离开的时候，快乐地答应安东·巴夫洛维奇：“我们要送蜜饯给您。”
她们走了以后，我对他说：
“您谈得多漂亮!”
安东·巴夫洛维奇微微一笑，他说：
“每个人都应该讲他自己的话……”
另外一次，我在他那儿看见一个年轻而漂亮的检察官。他站在契诃夫面前摇着他那鬈发的头起劲地说：
“安东·巴夫洛维奇，在您的短篇小说《凶手》里面，您在我的面前提出了一个极复杂的问题。要是我承认杰尼斯·格利戈利耶夫有意做坏事的话，那么我就得无条件地把他关进牢里去，社会的利益要求我这样做。然而他是一个未受教育的人，他并没有意识到他的行为是犯罪的，他使我生了怜悯心!然而，要是我认定他是一个对自己的行为缺乏理解的人，而且我顺从了我那怜悯的感情，那么，我怎么能够向社会保证杰尼斯不会再拔掉铁轨上的钉子使火车出轨呢?问题就在这儿!那么怎么办呢?”
他不做声了，却把他的上半身向后一仰，用一种问询的眼光望着安东·巴夫洛维奇。他穿了一件崭新的制服，制服前胸的一排纽扣跟这位年轻的正义拥护着干净的小脸上一对眼睛一样自负地、迟钝地发着光。
“倘使我是一个法官，”安东·巴夫洛维奇认真地说，“我要释放杰尼斯……”
“根据什么理由呢?”
“我要对他说：‘杰尼斯，你啊，你还不够成熟去做一个自觉的罪犯，去，去成熟吧!’”
法学家笑了起来，可是立刻又恢复了他那庄严正经的表情，他又说：
“不，可敬的安东·巴夫洛维奇，您所提出的问题只能够从社会的利益这个观点去解决，我是有责任来保护社会的生命和财产的。杰尼斯固然是一个野蛮人，不过他又是一个罪犯。这就是实情!”
“您喜欢留声机吗?”契诃夫突然和蔼地问道。
“啊!是的!非常喜欢!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发明啊!”年轻人快活地回答说。
“可是我却讨厌留声机!”安东·巴夫洛维奇忧郁地承认道。
“为什么呢?”
“因为它只是说啊唱啊，自己一点儿也不觉得。从它那儿出来的一切都带着漫画的样子，死的样子……至于照相呢，您喜欢照相吗?”
这位法学家原来是个照相迷；他马上热心地谈起照相术来，他虽然说过“了不起的发明”的话，可是他对留声机完全没有兴趣，契诃夫倒正确地、精细地看到了这一层。于是我又看见一个活泼而且相当有趣的小小的老好人从制服里面钻了出来，这个人对人生的看法就像一只年轻的猎狗一样。
安东·巴夫洛维奇把这个年轻人送走以后，便带着忧戚的神情说：
“就是这种坐在……法官位子上的脓包在支配着人们的命运呢。”
他沉默了一会儿，随后又说：
“检察官们非常喜欢钓鱼。尤其是鲈鱼!”
他有一种随地发现和暴露“庸俗”的技巧——这种技巧是只有那些对人生有很高的要求的人才能够有的，而且只能够由那种想看见人成为单纯、美丽、和谐的热烈的愿望产生。对于“庸俗”他永远是一个严厉、无情的裁判官。
有人当面告诉他，一个平常老是宣传爱邻人和怜悯心的某通俗杂志发行人毫无理由地侮辱了一个铁路上的乘务员，这个人平时对待部下也十分粗暴。
“这是自然的事，”安东·巴夫洛维奇带着阴郁的微笑说，“他是一个贵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他进过神学校!他的父亲从前穿树皮鞋，他现在却穿漆皮鞋……”
他讲话的腔调立刻就使“贵族”变得毫无意义而且可笑了。
有一次谈到某一个记者，他这样说：
“这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他总是写得那么高尚，那么人道……那么甜。可是他在别人面前把他的妻子当傻瓜看待。在他家里老妈子住的屋子却是那么潮湿，所以老妈子经常害风湿病……”
有人问他：
“您喜欢某人吗，安东·巴夫洛维奇?”
“是……很喜欢。很好的人，”契诃夫一边咳嗽一边同意说，“他什么都知道。他书念得多。他借了我的三本书，始终不还来。他常常心不在焉。今天他会对你说你是一个出色的人，明天他会告诉别人你偷了你姘头的丈夫的袜子，有蓝色小条纹的黑丝袜……”
有人在他面前抱怨那些厚杂志的“正经文章”栏实在沉闷，而且使人感到厌倦。
“可是您不应当去读那些文章，”安东·巴夫洛维奇用了确信的声调劝告他，“那是朋友文学……同人文学。是红，黑，白诸位先生的创作。第一位写一篇文章，第二位反驳他，第三位出来调和前两位的冲突：他们三个人好像在打‘文特’。可是这一切对读者有什么好处，他们全不关心。”
有一天一位长得很丰满、穿得很漂亮的美丽、健康的太太来看他，一坐下便“契诃夫式”地谈起来：
“人生多么无聊，安东·巴夫洛维奇!一切都是灰色的：人啦，天啦，海啦，连花也是一样，在我看起来都是灰色的。没有欲望……我的灵魂里充满了痛苦。……这好像是一种病……”
“的确，这是一种病!”安东·巴夫洛维奇深信地说，“它还有一个拉丁名字：morbus rltvorialis。”①
幸而这位太太不懂拉丁文，或者她是假装不懂也未可知。
“批评家好像是打扰马耕田的马虻，”契诃夫露出他那聪明的微笑说，“马做工的时候，它全身的筋都像大提琴上面的弦一样紧张起来，可是一只马虻飞来停在它的屁股上，使它发痒，拿嗡嗡声去吵它。这匹可怜的马便不得不皱起它的皮，摇动它的尾巴。马虻究竟在嗡嗡些什么呢?不用说，连它自己也不知道。这只是因为它永远安定不下来，而且它想使别人注意到它：‘你们看，我也活着，对于任何事情我都可以嗡嗡几声啊!’二十五年来我读了不少别人对我的小说下的种种批评，可是我记不起任何一个有价值的提示，我也没有听到一句好的劝告。只有一次斯卡比切夫斯基②的批评——给我留下一个印象：他说我会醉死在墙脚……”
在他那忧郁的灰色眼睛里面差不多老是闪露着一种精细的讽刺，不过有时他的眼光又变成冷漠，锐利，严厉的。在这种时候他那柔和、亲切的声音里却带了一种刚强坚定的调子，使我觉得这个谦虚温和的人在他认为是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站出来坚决而勇敢地跟一种敌对势力对抗，并且绝不屈服。
有时候我觉得在他对人的态度里面隐隐地含有一种跟那冷静的绝望相近的沮丧。
“俄罗斯人是多奇怪的东西!”他有一天对我说，“他跟一个筛子一样，什么东西都留不住。年轻的时候，他贪馋得不得了，只要是他碰到的东西，都抓来填塞他的心灵；过了三十岁以后，这一切都光了，就只剩下一种淡灰色的杂拌儿。人要活得正派，活得像一个人，就得工作。带着爱和信仰去工作。可是在我们这儿人们却不知道这样做。譬如一个建筑师，他修造了一两所像样的房屋以后，便坐下去打牌了，他会打一辈子的牌，不然他就会跑到戏园的后台去鬼混。又如一个医生，要是他有了主顾，他就不再研究科学了，他除了《治疗新报》以外什么书报都不看，等着他一到四十岁，他就认真地相信所有的病都是由感冒来的。我从没有见到一个官，他知道一点点他自己工作的意义的；他们通常都是坐在首都或者省城里面起草公文，送给兹米耶夫或者司莫尔贡去执行，至于那班会被这些公文夺去他们的行动自由的人，那位起草公文的官却很少想到，就像无神论者不会想到地狱的苦刑那样。又如一个律师，在他由于一次胜诉成名之后，就不再去维护真理；他只知道去维护财产权，看赛马，买马票，吃牡蛎，装出对一切艺术都是内行的神气。又如一个演员，要是他扮演两三个脚色，演得还不坏，那么以后他就不再用心研究他的脚色，却戴上一顶高帽子，自以为是一个天才了。整个俄罗斯就是一个又贪又懒的人的国家。人们拼命地大吃大喝，喜欢白天睡觉，闭上眼睛就打鼾。他们结婚是为了需要人料理家务，他们找情妇，是为了想在上流社会中得到方便。他们有着狗的心理：挨了打就轻轻地叫几声躲到自己的窝里去；得到爱抚就仰面地躺在地上，四脚朝天，摇着尾巴……”
